您的位置: 首頁 >保險 >

北大國發院周其仁 創新的兩條中國路線和四大動力

2019-08-12 15:04:31 來源:

“創新上下行”雙重含義:一是創新的認知路線,是從原理發現、技術發明到產品生產,還是從產品上溯技術,再上追原理;二是讓產品轉化為引領市場潮流的商品,是向上追尖端品質的產品與體驗,還是掉頭向下,讓似乎只能由高大上的階層享用【編者按】本文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于2017年1月13日在騰訊研究院的演講,收錄在讀懂中國系列5《如何應對未來十年》一書。

2015年訪學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個疑問,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時做到科創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聽一位拉比講解,原來猶太教的《圣經》里說,猶太人是上帝選來與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與上帝掰手腕,而不僅僅是頂禮膜拜、下跪磕頭。這是以色列創新能力的精神源泉。

科技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重疊程度很高,越往將來看,兩者越是渾然一體。所以,研究經濟不能不關注創新。在經濟學上,也早有這項學術傳統。不過現在講創新,比較容易講得高大上。這有好處,能引起極其廣泛的注意,動員更多資源投入創新性活動。不過講得過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們理解創新行為本身的含義。

探索、發現與嘗試,早就占人類行為的一席之地

據《史記》記載,始皇帝想找長生不老藥,有個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稱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請延年益壽藥”。皇帝大樂,派童男童女數千人隨之出海求藥,結果沒了下文。9年后秦始皇再次問起,徐方士報告說上次沒成,是因為海中有巨魚,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過這回徐福帶著船隊跑了,據說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來”,徹底有去無回。

這個故事與今天講的創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點元素在里面?我覺得還是有的:人們為獲得現實中無但希望有之物,去尋找,去發現。這個元素,怕從還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就開始了,說人類與生俱來,也不為過。

找不來現成的長生不老藥,延年益壽的念頭是不是就此放棄?沒有。人們開始煉丹——既然找不來現成的,那就嘗試發明、制造。據記載自東漢始,我國煉丹活動就比較發達。當代有學者認為,“煉丹術是近代化學的起源”。

從尋找、發現到發明,這類活動延綿不斷至今。我用這兩個故事開頭,說明創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類行為里,只不過它和迷信、荒誕的胡思亂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經驗,靠不斷試錯摸索,靠歸納總結。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從目前記載看還不如東方。

舉航海為例。陸路上有指南針就可以了,沿大陸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對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識緯度,更重要的是辨識經度。1714年英國議會通過著名的《經度法案》,由議會設立巨額獎金,征求一種“切實可用的”經度測定方法。

當時有兩個技術方向:一條是天上路線,那就是讀準天上的鐘,靠天文學家對星星位置的認知,為在大洋上行進的船隊定位;另一條是地上路線,精讀地上的鐘,由鐘表匠制造走時精準的鐘表,通過準確的離港時間來確定船隊所處經度。這里的關鍵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準計時的鐘,在顛簸航行途中確保準確報時。最終,鐘表匠走到了天文學家的前面。英國鐘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開發了當時最精準的時鐘H4,解決了大航海的關鍵技術難題。

對比H4和古代煉丹,這兩個活動都是基于經驗,都從實際難題出發,不斷摸索、反復試驗,直到解決問題。從認知路線看,其實屬于同一類別。但是再往后,天文學家所代表的科學家或科學認知路線,開始嶄露頭角,并走向科技創新的中心舞臺。

從長期來看,人口增長離不開技術支撐的經濟增長。全人類人口增長一直很平緩,但從希臘羅馬時期開始抬升。為什么?希臘城邦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學者們提煉概念,提出命題,經由邏輯推理、對話辯論等一連串思維活動,來猜測世界的本質,理解現象之間的因果關聯。

這是科學發現的萌芽,開始與技術發明及應用并不相干,但隱含著技術發明另外一個非經驗路線的新源泉。羅馬人推崇希臘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其實,差不多同期在我們的春秋戰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思想極為了得。不過,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科學驅動創新還遠不成氣候。

16-17世紀人口曲線才顯著上升。相應的,就是第二次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蒸汽機、鐵路、飛機、微生物、計算機、原子能、個人電腦等相繼爆發,再向上就是基因組、互聯網。科技創新加速,概括為一條,就是科學發現替代經驗,在創新中越來越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現在我們講創新,一般要加個定語“科技”,全稱是科學技術創新,“科”字當頭,很說明問題。

偏偏在從經驗創新轉向科學驅動這個關節點上,中國與西歐拉開了距離。澳大利亞學者寫了一本《極簡歐洲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講到歐洲能走出沉悶的中世紀,有兩個時期很重要。

第一個是15世紀:文藝復興——言必稱希臘。文藝復興是對中世紀思想潮流的一種反思。中世紀教會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錮人們思想,人們只能服從權威,服從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學者和藝術家不滿此道,通過研讀希臘圣賢著作找到了一條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藝復興。其隱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臘學者的見地很了不起,那就不要言必稱上帝、言必稱教皇、言必稱權威了吧。

第二個是17世紀:科學革命——希臘人錯了。文藝復興提振了人類對自己、對自己頭腦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稱希臘”久了,也激發后人認真思索,希臘人講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確?這樣一來,科學革命就開始了:任何命題和結論,都可以、也應該、最后必須且只能經由實驗檢驗!人們發現希臘人講過的很多話是錯的,如希臘人猜測宇宙的本質是水、是土,還有希臘天文學家認為太陽圍著地球轉。這就開啟了科學傳統:不管是誰說的,包括自己猜想出來的,都要設計實驗來反復檢驗,通不過的就要被修訂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這套的人湊到一起,就形成一個科學家共同體,一個科學傳統。大家雖然意見不同,但認知規范是一致的,就是用實驗來檢驗猜想到的規律(因果聯系)。這與自古就有的經驗摸索式的創新之道,有方法論上的不同:基于觀察,發現問題,但不是僅靠歸納總結,而是從反常現象找到切入點,突出人腦的長處,想象、猜想、推斷,然后經受嚴格檢驗。人類認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學革命。

這里還有一個插曲。科學發現——譬如地球圍著太陽轉——與流行之見,特別是與教會認可的“地心說”相抵觸時,怎么辦?這是那個時代不少科學家最為糾結的問題。因為原本偏安一隅、備受擠壓的基督教后來與世俗權力結盟,成了不容置疑的人類精神禁錮,成了遍布歐洲的教會勢力維系既得利益的保護傘。

當時教會利用其所控制的《圣經》解釋權,開發出一款“贖罪券”,誰買到它就可以贖罪免下地獄,后來甚至讓教徒給他們的家人、子孫后代買“贖罪券”。于是民間財富大量流入教會,支撐教廷的腐化和奢靡生活。

這時候冒出一位馬丁·路德,秉承德國人的較真與執著精神,他修了希臘文、拉丁文,讀《圣經》原典,發現《圣經》并沒有授權教會壟斷解釋權,人們信仰上帝也不是非通過教會才成。他打破了教會對《圣經》解釋權的壟斷,發動了宗教改革。這場改革在政治社會結構上解構了中世紀老歐洲,也在精神方面給科學革命增加了動力。想想看啊,創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總可以懷疑流行之見吧?要是不敢懷疑,哪來創新?

創新上下行:原理—技術—產品

2016年11月我去德國訪學工業4.0,恰逢萊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個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級的科學家,被德國人尊為近代的亞里士多德。他和牛頓各自獨立發現的微積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識。在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舉辦的一個講座上,一位90歲高齡的老教授為我們介紹萊布尼茨,其中講到萊布尼茨曾研發了第一臺可做加減乘除運算的計算器。

老教授一邊演示,一邊講解萊布尼茨那么珍惜時間,為什么花十幾年去開發這么一臺今天看來頗為簡單的計算器。他為我們展示了一段德文原話,原來萊布尼茨認為,人不應該從事像計算這樣單調重復的工作。這可是300年前德國學者的認知!人要做創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發現世界的規律,認知自然界和社會的工作原理。

然后,為了讓科學發現造福人類,就要發明技術。因為原理級別的認識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決實際問題,滿足實際需要,還要克服一系列技術困難。人類早就看到鳥兒在天空自由飛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來又發現了諸如空氣動力學這些原理級的知識,但真正要實現飛上天空,還要攻克無數技術難題。再下來就是把技術組合成一個個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產品。這樣看,原理、技術、產品,就構成創新的三個環節,形成一個往復運動的閉環。

那么,什么是創新上下行呢?從需要的產品出發,往上走去尋找技術,沒有現成技術就發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最后推動原理級的科學發現。這是一條上行路。還有一條下行路:從好奇出發,或“為科學而科學”,還根本不知道有沒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級思維拿出來,然后發明能應用的技術,最后做成產品。

下面我們各舉一個實例來看何謂創新上下行。

第一個實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彈。關于原子能是先有論文的,一位德國學者在1937年發表了論文。過去的炸藥基于化學變化,但原子結構特別是原子核沒有變。但學者發現,原子核一旦有變,將產生巨大能量。所以,核的裂變與聚變,是先有科學發現,寫下原理。這個發現成立不成立呢?學術圈先討論。至于能不能應用,那還要看條件:法國、英國忙于對付希特勒,它們的原子能科學家,加上從德國跑出來的猶太科學家,最后跑到美國,說服羅斯福總統立項“曼哈頓計劃”,才解決技術難題。最后第一代產品就是一個“小胖子”,投到日本,促進了“二戰”的結束。這是一個從原理到產品,創新下行的經典例子。

上行經典當然首推蘋果。喬布斯算不上科學家,但恐怕是產業革命以來最好的產品牛人。他對人類的需要、對人們自己也講不清楚的潛在需要有過人的感知。他還特別堅持產品品質和使用體驗,不達極致絕不罷休。蘋果模式是從產品出發去找技術、找零配件,以此驅動技術發明,并帶動原理級別的科學發現。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創新行為就有的選,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講到我們中國古代文明很燦爛,學術思想也了得,可惜沒有經歷西歐中世紀之后的那兩個時期,特別缺乏科學傳統,以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現代化建設上淪為后來者。這也決定了我們的創新,更重于從需要、產品、結果向上找技術、找原理。

這次來深圳學習科創經驗,我發現絕大多數故事都是從產品出發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云峰董事長的話來說,屬于“逆向創新”。我們騰訊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屬于上行范疇?不過深圳也開始有了從原理向產品發展的新苗頭,像我們將要去訪問的柔宇公司,那是先有了論文,有了原理級發現,再解決技術難題,最后做成產品的地方。往未來看我們國家的創新,上行方興未艾,下行嶄露頭角,越來越有看頭。

四大動力,缺一不可

其實不論科學發現、技術發明,還是產品設計制造,還原到行為的動力,就是《富足》那本書里提到的四大動機。

第一個動力是好奇。這是人的天性里頭就有的,人是萬物之靈,天生就有這個偏好。

第二個動力是財富。開發一個產品、一門技術,或發現一個原理,如果可以帶來財富和自由,這是一個非常普遍且強有力的動力。

第三個動力是恐懼,書中主要講國家安全。羅斯福為什么搞“曼哈頓計劃”?因為恐懼—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彈,“二戰”命運可能是另外一個模樣。其實軍備競賽既是經濟競賽,又是科技競賽,這是推動科創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美國硅谷還有波士頓創新面對的需求,并不僅僅限于市場需求,還有國防需求。

第四個動力叫人生意義。這就比較講情懷,人生要有個意義,要給世界留點有意義的東西。

科創發力,哪一個動力也不能少。科學發現從根本上由人類的好奇心支撐,但科學家也要吃飯、生活,實驗要有設備,在還沒發現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這就需要財富,才可以動員千軍萬馬轉到發現和發明。至于所謂的恐懼,其實是群體、國家之間競爭的派生物,其直接出發點并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懾,盡可能擁有人無我有的撒手锏。最后,通常在前三項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總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義,希望給世界留下有價值的貢獻,其中就包括發現與發明。

這四大動力,或強或弱,在哪里也總是有的,不過受具體條件限制,動力的配置、發揮、組合的狀態有所不同。我們講打通科技創新的經脈,首先是在現實約束下,恰當配置動力,選擇合適組合。這個方面也要借鑒他國經驗。比如以色列,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學人才優秀,集中于原理級發現和關鍵技術開發,在前沿尖端科研領域占一席之地,產品和產業就借助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市場。

2015年訪學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個疑問,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時做到科創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聽一位拉比講解,原來猶太教的《圣經》里說,猶太人是上帝選來與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與上帝掰手腕,而不僅僅是頂禮膜拜、下跪磕頭。這是以色列創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們普遍重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是敢于發問、追問不止的探索精神。據說猶太母親見孩子放學,會問孩子“今天在學校問了什么好問題”。

美國作為創新強國,動力配置更為齊全。那里一流大學多,科研實力強,資本雄厚,金融服務健全,還在全球爭霸中形成國家對科技的超級追求,有能力匯聚全球好做科技夢的年輕人。好奇、財富、恐懼三大動力充足的地方,追求人生意義的人就比較多。你看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歲數不算大,但選商業方向,一律事關人類命運。

2016年暑期我參加北大國發院的朋友、老師和校友組織的美國積木式創新深度訪學,在硅谷、洛杉磯以及波士頓128公路周邊,一共訪問了二十多家科創企業。回來補記觀感,一共兩句:“百無禁忌想,腳踏實地做。”

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學的校訓是“讓自由之風勁吹”,到現場才有感悟,那股風可不單單在校園內勁吹,而是校園內外、大學之間、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金融資本市場全覆蓋,渾然打成一片。看來大國科創,動力齊備之外,還要加上打通經脈,上下行渾然一體,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匯攏,高密度、高濃度、高質量分子互激互動。

頂級享受與大眾富足

從原理一路做到產品,事情還沒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很好的產品還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開來,成為潮流。那樣的話,也談不上造福人類、改變世界。產品轉商品,要研究市場的規律。

過去講產品生命周期,其實是商品生產從開發、上市到大批銷售,達到頂峰再衰減,都有個順時間而變化的過程。科創產品有沒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譬如互聯網的出現,因為有一個網絡效果,可能改變產品周期分布變化的圖形。

回到我們開頭的故事,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尋長生不老藥?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壽嗎?當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為沒那個財力來支持欲望實現。所以按照一般規律,商品剛上市,沒有規模經濟,賣價不能不貴,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隨后,技術成熟,生產上了規模,滲透到中產人家;再成熟到大規模生產,普及中下收入階層。

從這點看,科創產品走市場路線,還有另外一個上下行。這里所謂上行,就是創造頂尖享受和極致體驗,帶來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消費快樂。其實人類歷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這件事。不過很遺憾,服務對象總是那么一小撮人,即王公貴族、大富大貴之流。但是從技術、工藝、品質等方面看,這種追求挖掘了人類包括想象力和動手能力的潛能。

法國出了這么多頂級奢侈品公司,據《時尚的精髓》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窮奢極欲的“太陽王”路易十四。這位法國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樣窮奢極欲的中國皇帝沒有的,他允許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場上開店,把“皇家定制”當作一塊牌子賣。

演變至今,我們聽說過中國大媽到香榭麗舍大道搶購包包,卻沒聽說法國大媽到前門大柵欄來搶購西太后用的物件。這一點上,日本好像也追隨法國路線。我參觀過一家十三代相傳的株式會社—印傳屋,它專做鹿皮制品。歷史上專為日本天皇宮廷供貨,現在是頂級奢侈品牌,與法國牌子有的一拼。

關鍵是現代產業革命之后,中產階級崛起,財富總量越積越多,但收入分配從“金字塔形”轉為“葫蘆形”或“橄欖形”。眾多人口的溫飽滿足之后,繼續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鮮而高品質的享受。這時商品開發就有了新講究:究竟是提供更高精尖的、更精致、體驗更極致的產品服務,還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貴階層享用的產品服務,變成普羅大眾都可及的產品服務?

這件事情,工業化時代美國企業做得好。也許是美國沒有老歐洲那種社會等級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貴族,沒有與生俱來的血統分層。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美國企業家擅長把歐洲王室貴族少數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產的辦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價,以至滲透到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中。下面講兩個實例。

其一,關于剃須刀的革命。老式剃須刀是一把折疊的利刀,要用好鋼精心打造,價格當然不菲。且無法自己給自己刮臉,非有仆人伺候或理發師傅服務不可。但是到了20世紀的美國,冒出來一個叫吉列的銷售員跨界創新,把一體化剃刀一分為二,刀把歸刀把,刮臉刀片歸刮臉刀片。

消費者只需買一個成本價的刀把,再每周買一片刮臉刀片,裝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決問題。每周一換的一次性刀片,單價不高,可毛利率不低,當然是聰明的生意經。因此龐大的美國工薪階層都不用再去理發店刮胡子,只花費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決了問題。到今天,吉列剃須刀還是歐美市場主打的牌子,中國城鄉便利店也遍布吉列的產品。

其二,說一說大家熟悉的福特生產方式。全世界的工業化,總離不開流水線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創發明。這位企業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個想法:要是每個藍領工人都能買得起一輛汽車,那汽車市場總銷售量將非常驚人。如何讓工人也買得起汽車?那就要大幅度降低單價,大幅度降低汽車的制造成本。他是先有這么一個念頭,才發明了生產流水線。

據說福特流水線年產一萬輛車時,其他股東開心非常,唯福特說,我的目標是一天造一萬輛!低單價、大批量,質量還不能次。福特當年那款T型車,什么爛路都可以跑,否則也做不到單一爆款。

小結一下,“創新上下行”有雙重含義:一是創新的認知路線,是從原理發現、技術發明到產品生產呢,還是從產品上溯技術,再上追原理;二是讓產品轉化為引領市場潮流的商品,是向上追尖端品質的產品與體驗,還是掉頭向下,讓似乎只能由高大上的階層享用的產品和服務,流入尋常百姓家。雙重上下行,都是科創行為,都要講行為的動力配置。大國沒辦法,各類動力缺一不可,還要混合配置,把兩個上下行的經絡一起打通。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精彩推薦

圖文推薦

點擊排行

Copyright 平安財經網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復制必究 聯系QQ2807158082

本站除標明“本站原創”外所有信息均轉載自互聯網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浙江6十1开奖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