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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3.0階段關于RegTech的四條建言

2019-08-12 15:04:29 來源:

金融監管框架的改革起始于監管者的態度和原則,決定監管體系頂層結構的設計,最終落于監管能力和監管方法的實施。【編者按】本文作者戴潤靜,系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營業部總經理助理。本文刊發于《清華金融評論》2017年10月刊,現由億歐編輯轉載,供業內人士參考。歷史的車輪滑向今天,技術對人類的沖擊和影響從來未像現在這樣得到公眾熱烈的追捧,如果說公元前5世紀是人類智能大爆發的軸心時代,那么今天科技智能的全面爆發也足以引人遐思了。

目前,全球各經濟組織雖尚未形成對金融科技(FinTech)的統一定義,但核心要義卻不謀而合,即技術手段帶來的金融領域的創新。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作為全球金融治理的牽頭機構,對金融科技的理解在國際上被普遍引用,它認為FinTech通過技術性地刺激金融服務創新,可以觸發新的商業模式、應用、流程或產品,并通過相關文件對金融市場、金融體系以及金融服務條款產生影響。

金融科技演進歷程

從金融科技的發展歷程來看,FinTech最初形態是分布在美國硅谷和英國倫敦的互聯網技術創業公司,通過技術創新降低獲客成本,提供營銷獲客、身份認證、風險定價及資金流轉等環節的技術支持。

伴隨著網絡的普及、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應用,尤其是區塊鏈的研發,信息技術和金融的融合不斷打破著現有金融的邊界,滿足了傳統金融機構無法滿足的長尾市場需求;也建立和發展了傳統金融業務所不具備的資本流通渠道及流通方式。金融科技沿著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兩條支干,經歷逾三十載發展至今,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巨大沖擊和深遠影響。有趣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演進基因。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

美國人創造了FinTech新詞條,實際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華爾街就已經開始使用FinTech一詞,并于80年代末提出直銷銀行的概念。雖然金融科技在紐約的華爾街大展拳腳,但其發源地卻是硅谷,這也決定了FinTech的科技基因。美國的金融科技公司從成立之初便是獨立的科技企業,在硅谷得天獨厚的科技土壤里和美國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場機制下,經歷了資金融通渠道創新和產品服務創新,以及現階段以比特幣、區塊鏈技術為代表的對傳統信用和貨幣的顛覆創新。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

相較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由于路徑依賴較弱,資本和經濟增長的潛力比較大,雖然FinTech是舶來品,但絲毫不妨礙其發展勢頭之迅猛。區別于歐美的獨立科技基因,以中國為例,1993年開始的金融科技1.0 ——“金融電子化”階段,其主要功能在于優化銀行內部數據采集和處理能力,提高服務效率和管理水平,依附于金融機構存在。

到了2.0時代,它有另外一個更為大眾熟悉的名字——互聯網金融。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壯舉莫過于造就了用戶為王的商業邏輯,改變了原有金融體系中的客群生態,各家金融機構開始爭搶“利基(Niche)市場”。而互聯網經濟中盛行的“大魚吃小魚”則導致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代表的大型金融機構逐步向全牌照的金融集團演變,以BAT為代表的非銀機構順應泛金融化的趨勢,積極布局全閉環金融生態鏈。與此同時,互聯網經濟中另一盛行的規則——“快魚吃慢魚”則催生各種金融亂象,在監管明顯滯后的真空期,各類第三方支付、P2P、眾籌、網貸平臺層出不窮,隨即而來的人去樓空也時有發生。

發展到現在的3.0階段,金融科技正本清源:技術只是手段,金融才是本源。這一時期,監管層針對互聯網金融階段暴露出的監管漏洞出臺了系列政策文件。

金融科技國際監管應對

2008年,由衍生品過度創新引起的次貸危機,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這一次的金融危機對原有金融監管模式、方法和工具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經濟金融體系至今仍復蘇緩慢、喘息未定,而FinTech的金融本質則決定其極有可能遵循金融衍生這一后資本主義生生不息的不二法則。縱然大數據分析、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手段在提高金融效率、降低金融成本、創新金融服務等方面效用明顯,但由于FinTech的網絡效應和長尾效應特點,實際上強化了潛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伴隨著金融科技概念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升溫的是國際金融組織和各國監管當局的關注程度。

FinTech發展到今天,監管層已經警覺其對金融體系內生脆弱性的放大效用,以及對金融體系極強外部性的傳導能力,而內生脆弱性和極強的外部性恰恰是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目前,全球對金融科技的監管尚在探索階段,雖然各監管機構均成立了專門的FinTech工作小組,但仍未形成全球性的監管參照體系和經驗,同時面臨著相同的難題——如何平衡創新與監管?

現在國際上基于相機抉擇和動態平衡的監管原則,監管態度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積極派,代表國家和地區有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一類是限制派,美國從一開始就對金融科技持謹慎發展的態度;中國屬于消極派,主要體現在對金融科技的被動監管上。

國際監管組織的監管應對

目前,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國際保險監管協會(IAIS)、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等國際組織已經各自下設金融科技監管工作小組。

其中,FSB作為全球金融治理的牽頭機構,于2016年3月在日本召開的會議上發布了《金融科技的全景描述與分析框架報告》,以維護金融穩定為核心,各局首次正式探討了金融科技蘊藏的系統性風險以及監管應對問題,報告提出監管決策應建立在“兩個分析、一個評估”的基礎上。

其中,“兩個分析” 一是指對創新機構特點和創新內容進行充分分析,二是積極分析創新驅動刺激因子;“一個評估”則是指前瞻評估金融科技對金融穩定的影響。目前,FSB正致力于擬定金融科技的全球監管框架。

IAIS和IOSCO也分別在消費者和數據保護領域、眾籌和云計算在證券市場的應用領域出臺相關文件,多維度跟蹤研究金融科技在發展中對金融體系的影響和監管應對等問題,積極思考如何完善監管規則,改進監管方式,提出創新監管模式。

各國(地區)金融監管改革舉措

目前各國對金融科技的監管范圍集中在四大版塊:一是支付結算版塊,尤其是電子支付行業,美國已經形成完整的監管體系;二是存貸款與資本籌集版塊,包括金融機構線上化運營、P2P借貸和股權眾籌等;三是投資管理,特指智能投顧;四是市場設施版塊,其中征信領域已經實施具體監管政策,代表國家和區域有美國、英國和歐盟。

在具體監管應對上則呈現出四類特點:一是,各國都強調行業自律監管,將金融科技按照業務模式的實質納入現有的法律框架中;二是,各國針對本國金融發展程度,采取強度不同的外部監管;三是,以金融投資者或消費者權益為監管的出發點,監管手段以注冊登記和強制性信息披露為主;四是,并沒有形成針對金融科技統一的監管機構,按照業務特點進行分業監管。

英國的成熟縝密且極具前瞻性的頂層架構思路尤值得我們借鑒。事實上,英國在2008年完成金融監管框架重大改革之后,以新設監管機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為主導,形成了監管舉措積極且切合市場需求的政策環境,一躍發展成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并在監管方面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創新監管——“監管沙盒”,以平衡發展與監管問題,目前已在全球逐步形成示范效應。

“監管沙盒”的邏輯產生于市場中很多大企業采用在虛擬環境中進行測試技術的方法,延伸至金融加科技領域。其意義在于,為金融科技這類新興業態提供“監管實驗區”,支持初創企業發展,通過實驗的方式,創造了一個“安全區域”,適當放松參與實驗的創新產品和服務的監管約束,激發創新活力,提高創新和轉化效率。

同時,對于金融科技企業而言,可從FCA頒布的《項目創新》《監管沙盒》等文件制度確立的創新解決方案中獲益,有利于形成清晰的企業發展戰略,縮短產品上市時間,降低成本,減少監管不確定性帶來的公司估值影響,為金融創新提供更好的融資渠道。

“監管沙盒”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降低和簡化了創新企業的準入條件,擴大了金融創新出現的領域范疇;二是申請企業就其提交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可得到監管部門個性化的建議或指引,快速適應監管標準;三是通過金融申訴服務(FOS)和金融服務補償計劃(FSCS),對測試環境中的消費者形成保護機制。

目前,FCA在監管沙盒模式趨向成熟的背景下,提出由行業自發建立“虛擬沙盒”、“傘型沙盒”的建議,鼓勵以行業自律組織形式加強對金融科技的創新監管。

金融科技監管建言

金融科技是信息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而政府政策與監管環境高度影響國家/區域的金融科技發展程度。

中國金融業發展至今,監管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嚴重落后市場發展,隨著金融科技依托互聯網在各行業組織的滲透,極大地加劇了這種發展與監管之間的失衡。從國際監管應對經驗來看,金融科技對監管框架的影響首先從監管態度和原則開始,反映在頂層架構設計和政策環境上,從宏觀因素層面決定了金融科技是否具備可持續發展的條件;而微觀層面的監管方法和監管能力則影響金融科技的發展效率,具體實施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引入“監管沙盒”機制

目前英國的“監管沙盒”機制已逐步得到全球認可,新加坡、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監管機構,已經相繼開始實施或提出相近的監管措施。實際上,我國早在2008年即與英國建立了“中英經濟財金對話”雙邊體系,在最近一次對話中,兩國宣布建立“中英金融科技橋”,鼓勵更加緊密的監管和政府合作。

中國的分業監管體系有別于英國改革之后的統一監管框架,分業帶來的監管套利是金融機構混業經營傾向的重大動機,而“監管沙盒”的邏輯恰與中國的金融改革試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此背景下,可結合金融改革試點制度,引入“監管沙盒”機制,加強與英國等外部組織的協作,根據穿透原則進行統一監管。

加強“監管科技”(RegTech)建設

監管科技與金融科技同源分支,任何提高金融效率的技術創新,反之亦可提高監管效率。隨著金融信息的數字化范圍越來越廣闊,借助于技術手段提升信息采集和分析能力,進而提高監管覆蓋面和效率,是完善金融監管長效機制的必然選擇。

而金融監管改革則呈現出危機推動與問題導向的特征,這種監管內生的滯后性可依托科技手段加強痕跡管理,通過流程回溯,形成對監管漏洞的精準管理。并依托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更加切合真實市場的風險預警模型。

發揮行業自律組織監管作用

行業協會在準入資質審核、行業標準制定、發展策略、自律監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市場化的自律監管將會引導金融科技行業健康發展。目前,全國各地已經成立互聯網金融專業協會,中國人民銀行已發起設立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證監會在中國證券業協會下設立互聯網證券交易委員會,北京成立了網貸協會。自律監管將是國家監管的重要補充,同時減少了行政成本,可有效提高監管效率,防止政府監管過度。

完善消費者保護措施

普惠金融政策是中國金融科技爆發的重要助力,而長尾市場的尾端消費者則是支撐金融科技不斷繁衍的土壤。可以說,金融科技的監管核心即是保護金融消費者。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FSA)推出金融服務補償計劃(FSCS),在金融服務監管局(FSA)注冊登記的金融機構破產時,給予儲戶每人最高8.5萬英鎊的補償,并于2012年9月將P2P網絡借貸納入賠償范圍;美國則單獨設立金融消費者保護局(CFPB),整合原有金融消費者保護體系,并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發布《2009年金融消費者保護局法》《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

中國目前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仍然按照分業管理原則,由“一行三會”參照各自行業政策執行。下一步可參考國際上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加快建立并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機制。

金融的歷史是服務實體經濟、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線上經濟的蓬勃發展必然要以線上金融的興盛為支撐。當前的互聯網金融轉型整治和監管政策的落地并不意味著判了互聯網金融的死刑,恰恰相反的是,互聯網金融已經走入下半場,以“金融科技”之名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基礎上迎來更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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